吴有训（字正之）(1897～1977)，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1897年4月26日生於江西高安。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从事物理学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1926年秋回国，先後在江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秋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包括1938年以後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科学成就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1924年他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後的钼Ka射线的波长》。30年代中，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他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的科学作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
他毕生致力於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他已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且年事已高，但仍亲自讲授大学的物理学课程，为培养人才尽心竭力。
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康普顿一生最得意的学生
1926年，吴有训以"康普顿效应"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回国。康普顿非常赞赏吴有训的才干，晚年曾向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吴有训所作的15种物质散射曲线，这张图一直被各种著作和教科书引用，成了康普顿效应最有力的实验证据之一。
吴有训於1897年4月26日出生在今江西省高安市荷岭乡一个名叫石溪吴村的小村庄。父亲吴起辅，在汉口帮人做生意，直到晚年才回到家乡的县城，与人合开了一个店铺，以维持生计。吴有训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勤劳节俭，在她的辛勤操持下，吴家的日子过得虽不算富裕，但亦不至於有冻馁之虞。吴有训後来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时，认为她是一位精力充沛而讲求实效的女性，一位慈祥而又严厉的母亲，她的言传身教对自己的一生影响极大。
吴有训7岁时入家塾，习旧学。 12岁时，有一位从云南卸任归来的族叔，受族人之托，办起了一所新式的私塾。他是一位比较新派的人物，不但精于文史，也兼通数理，授课之馀，还会讲些诸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话题。吴有训和他的小夥伴们似懂非懂，但却兴趣盎然。
带著一身泥土气息的农家子弟吴有训，先到县城，又到省城，他的少年时代几乎全是陪伴著书本度过的。由於家境本不富裕，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始终保持著那股谦虚好学、奋发向上的劲头。1916年7月，吴有训毕业於江西省立第二中学，同时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处古都南京市四牌楼地区，座落在鸡鸣山南麓的明代国子监原址上，为当时与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广州高师等并列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四大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吴有训当年之所以投考南京高师，是与许多家境比较贫寒的学生出於同样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这所学校名师荟萃，有较高的声誉，另一方面，它是一所师范学校，一般不收学费，在此求学可以大大减轻家庭的负担。
当年的南高以培养新式师资为已任，学制为四年，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吴有训所就学的是该校的理化部。上三年级时，
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的胡刚复归国，到南高任教。胡先生可说是我国最早从事X射线研究的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吴有训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得以接触到X射线有关基础知识，由此逐渐培养起对X射线研究的浓厚兴趣。
吴有训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的四年，已表现出一种不喜空谈，崇尚实干的精神。他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这一点，可以说贯穿了吴有训的一生。 
从南高毕业後，他曾在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然後在1921年参加了江西省赴美国官费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於1921秋从上海乘海轮赴美国，来到中部重镇芝加哥，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现了自己献身科学的第一个目标。
参与康普顿效应的发现与实验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之一，也是美国当时的物理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个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大学与中国早年的科学界有过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许多老一辈物理学家青年时代都曾在此求过学，如李耀邦、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等。
吴有训留学美国的第三年，年轻的物理学家A. H.康普顿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吴有训成为他的研究生，从事X射线问题的研究。
康普顿在到芝加哥大学之前，曾先後工作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密苏裏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并初步发现了一种後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现象：康普顿效应。他发现：当用单色X射线作射线源，对一些较轻的元素(如碳)进行散射实验时，经元素散射後的X射线的波长发生些微变化，从经典物理学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种异常现象。康普顿对异常现象选择了量子论式的解释，这就是他著名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
但这个发现当时并没有立即获得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效应与经典理论有很大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康普顿所获得的实验证据还不充分，使相当多的物理学家不敢贸然相信，大家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感兴趣的观望态度，他们等待著进一步的实验事实。当时著手进行这一实验的科学家很多，但科学界最为关注的仍是康普顿本人所在的实验室拿出更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吴有训此时恰好就在这个实验室跟随康普顿进行研究工作，他用自己非凡的实验才能和艰苦努力，紧紧地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
科学界对康普顿量子散射理论的怀疑，首先在於他所依据的基本实验，实际上只有一种实验样品，即石墨样品。虽然这个实验本身完全无懈可击，但毕竟只使用了一种材料，这很难说明效应的普遍意义。吴有训在准备工作中设计出最隹实验配置後，即把主攻方向定在证实康普顿效应的普遍适用性方面。他陆续使用多达15种不同的样品材料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结果无一不与康普顿的理论相符合，从而形成了对此理论广泛适用性的强有力证明。由於吴有训高超的实验技巧，使这些验证工作不管是在精密度还是可靠性方面，都无可挑剔。这些工作当然得到了康普顿本人的极端重视和高度评价，他把吴有训所获得的15种物质X射线散射光谱与他自己的那张石墨散射谱，一并收入了他於1926年写成的专著《X射线与电子》中去，作为其量子散射理论的主要实验证据，这部著作於1935年再版时更名为《X射线之理论与实验》。康普顿在书中这样写道：实验"与理论的这种吻合并非出於偶然，图Ⅲ-48(按：指吴有训的那张15种物质X线散射光谱)的光谱就是证明；这是一张由吴博士所获得的根据各种元素的散射得到的、与前述(按：指他本人的那张石墨散射光谱)相类似的光谱。"後来在许多论及康普顿效应的著作中都引用了吴有训的光谱。
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另一项重要证明工作，是用公认的精确无误的实验，消除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X射线专家W.杜安尼及其助手G. L.克拉克对康普顿效应的两项质疑。此外，吴有训在发展康普顿散射理论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他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量或强度的比率问题。这项工作当即就得到了美国物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就定在吴有训所在的实验室召开。会上宣读或交流的论文共有60篇，吴有训的论文排在第一位，他报告的题目是《康普顿效应中的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的分布》。这项工作被列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文章後来发表於美国《物理学评论》上，是该杂志1926年2 月号的首篇论文。
吴有训亲身参与了发现和确立康普顿效应中期以後的大量实验验证工作，最後以"康普顿效应"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博士学位。而康普顿则在1927年因为这项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现代物理学史上，康普顿效应占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吴有训在效应的发现和实验验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本人从来都未将自己与康普顿相提并论，认为自己只是康普顿教授的学生而已。在这裏，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中国科学家的谦虚品格和坦荡胸怀。而康普顿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则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在这项伟大发现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多种著作和多种场合都不断地提到吴有训的实验，甚至在自己的晚年，还很有感慨地特意说道：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位学生是L. W.阿尔瓦莱兹，在吴有训之後十年获得博士，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6年秋，已近而立之年的吴有训，经过五年的一流科学研究工作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工作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後不久，吴有训打点行装，婉谢康普顿的极力挽留，踏上了归途。
现代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名师
现代以来，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者之中，很少有人不曾从事过教育工作。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物理学四大元老：胡刚复、叶企孙、饶毓泰和吴有训，皆是如此。
1926年底，吴有训回国之初，曾怀著一腔科学报国和教育救国的热忱，应家乡人士之邀，赴江西南昌协助筹办江西大学。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但随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政治上的腥风苦雨，使吴有训有理想破灭之感，最後导致吴有训于当年夏天黯然离开故乡南昌。
吴有训来到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当时已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时任校中自然科学院院长的胡刚复，立即通过校方聘他为物理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吴有训在这裏执教约有一年多，其间曾被推选为校务会议的代表，在教学之馀，也参与了一些学校的管理工作。
这时，清华学校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正在千方百计为清华延聘人才，他很快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吴有训。他力邀吴有训北上清华担任物理系教授，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甚至将吴有训的薪金级别定在他本人之上。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也很令吴有训感动，於是欣然应命，在清华园开始了自己科学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也开始了与叶企孙先生近半个世纪的交谊。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吴有训就在此时应聘来到清华，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清华执教生涯。在这期间，他与叶企孙先生和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将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在清华期间，吴有训无论是作为物理系的教授、系主任，还是清华理学院院长，乃至後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他从未脱离过教学第一线，以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
吴有训在大学的物理学教育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1）注重基本概念、注重科学思维的条理性，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来；（2）重视实验教学，大力宣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3）强调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自学能力；（4）注意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尽力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物理学知识的同时，能及时瞭解该学科的一些前沿情况；（5）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即使是物理系的学生，也不能只学物理学课程，而应学习一些相关相近的其他科目，甚至是人文课程，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吴有训以自己极有特色的物理学教育思想和长达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为当时科学还很不发达有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工作者，为物理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虽然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已先後做出了一些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工作，但这些都是在国外、是借助
外国的某些工作条件完成的。当时，真正立足於国内的研究工作，仅仅还处於起步阶段，吴有训关於X射线的气体散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标志。对此，严济慈先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吴有训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期已在康普顿效应的实验证明方面有重大建树，并且经过实际工作的磨炼，成长为一名掌握了高度精密实验技术的实验物理学家。但遗憾的是，他回国後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原因在於受到当时我国国内实验条件落後的限制。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可能已是全国条件最好的地方了，但真的要开展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实验物理学研究，依然存在著许多困难。吴有训在无法进行实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清华比较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努力开展了理论性质的研究工作。
1930年10月，吴有训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回国後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立足於国内，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在几年当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强度、温度对散射的影响和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吴有训的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再一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对这位年轻中国物理学家的瞩目。鉴於他在这些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并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1948年，吴有训以他出色的科学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吴有训和其他几位教授努力推动下，成为当时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科学与教育的组织领导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下半叶，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时间裏，吴有训正值人生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事实上，他的确在教学、科研、教育管理和其他科学活动中都达到了自己的巅峰状态。除了前文已敍述过的他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之外，他在担任教育领导职务後的种种不凡表现也引人注目。1934年，吴有训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37年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之职，从此之後一直到1945年，吴有训在清华(及西南联大)与叶企孙先生及其他科学前辈一起，团结协作，推行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教育原则和办学方针，使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在三十年代迅速成长为全国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培养出大批科学精英人才，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也为清华大学在不长的时期内就能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创造性的组织领导工作、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今天仍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
本世纪三十年代，正值中国科学体制化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专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吴有训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代物理学家中的佼佼者，其眼界是非常开阔的，他不但在清华大学发挥著巨大的光和热，而且也把自己的很大精力投入到推动整个中国的物理学事业当中去，其突出成果就是与其他科学前辈们共同创立了中国物理学会。学会成立大会1932年8月在清华大学召开，首任会长是李书华，吴有训不但是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从1936年起，曾两度出任学会的会长(或理事长)。他积极地组织并参与学会的各项活动，如出席学会的历届年会并多次担任会议主席、担任会刊《中国物理学报》的编委并为之撰写论文、参加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审查工作等，为中国物理学会的早期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吴有训身兼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内二十几个专业委员会主席或委员、校外中研院评议员、物理学会会长等职，工作异常繁忙，生活上却始终与广大师生同甘共苦。他们全家与联大的许多教授家庭一样，住在离昆明市较远乡下的茅草农舍，每天去城裏上下班，往返要走几十裏路，全靠步行。
吴有训在工作上除了应付繁重的行政事务之外，还亲自讲授大学物理课，积极推动恢复研究院和留学考试，亲自参加研究院的教学指导，并主持留美入学考试，大批优秀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其中有汪德熙、胡甯、吴仲华、黄家驷、杨振宁、洪朝生、何炳棣、李政道等後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杰出人才。
此外，他还积极地推动创办清华金属研究所，进行应用基础和工业开发方面的研究，其目的在於直接为中国的抗战和工业服务，也为中国金属物理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如馀瑞璜、王遵明、黄培云等。
吴有训於194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全国当时只有40馀人获此荣誉。他还於抗战期间受评议会的委托创办了《科学记录》，用外文发表国内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战时中国自然科学对外交流的唯一高级学术出版物，一方面向国际科学界展示中国的科学进展情况，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知识份子在战争环境下仍然坚持科学研究，不被困难所吓倒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後胜利的时刻，吴有训又一次回到母校，而此次是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他布衣长衫、只身一人，从昆明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上任。出於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母校的兴旺发达尽一份力量。当然，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也有一种比较单纯的想法，认为自己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办教育、搞科学的，只要做得正，自然行得通。但在一种已经腐败的政治环境下，最终仍难以行得通，这也是吴有训最後唾弃国民党政权，走向光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央大学的二年，吴有训极力排除各方面、特别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但使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蒸蒸日上，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但他也因实施民主办学和保护进步学生的作法，而一直承受著当局从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吴有训对大唱和平民主高调的国民党曾抱有幻想，但这幻想很快就在亲眼目睹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中破灭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做法极为愤慨，曾多次提出辞职要求，最後终於在1947年底，借赴墨西哥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之机，滞留美国讲学访问，坚决不再就中大校长之职。
在美国，吴有训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处从事短期访问和科学研究工作，一边收集科学最新进展的资料，一边密切关注著国内的时局。此时，他通过亲身经历，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1948年中旬，吴有训伴著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悄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回国後，他先坚决地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然後千方百计地摆脱了国民党高官利诱和裹胁去台的软硬兼施，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由南京转移到上海。在上海，一边在交通大学任兼职教授，一边积极地参与地下党所组织的联系各界知名人士联合抵制去台的活动，直到迎来上海的解放，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上海解放後，1949年6月初，在党领导下成立了科技界的"上海科技团体联合会"，推举吴有训为主席。6月中，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又任命他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於校长)，主持交通大学的教学恢复工作。7月，吴有训作为上海科技界的代表，赴北京出席中华********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会议选举了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科技界代表15名，吴有训是代表之一。9月，中华********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上海分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主任。翌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吴有训又被任命为华东教育部长。之後，因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草创伊始，亟需有威望有经验的科学家担任领导工作，吴有训奉调赴京，并於1950年12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开始，直到1977年逝世，吴有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27年，把自己的後半生全部奉献给了这项事业，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自己生命中的再次辉煌。
吴有训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後不久的1950年1月就曾应邀来到北京，出席科学院研究计画局召开的近代物理座谈会，讨论并参与科学院物理科学相关机构的调整和设置问题。会议决定将原来分属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四个物理类研究机构合并为两个：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吴有训在三月被提名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副所长是他的学生钱三强。五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于当年六月底，吴有训受郭沫若院长委托，作为中国科学院访德代表团团长，与华罗庚、王淦昌、恽子强出访东德，参加纪念德国科学院成立250周年大会。在会上，吴有训以代表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身份发表演讲，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受到东德总统的接见，还参加了其他活动，处处都受到了欢迎。会後，吴有训率科学院代表团顺访了波兰的华沙，然後又奉科学院之命，与华罗庚从波兰转赴布达佩斯参加第一届匈牙利数学会议，於九月初回国。这次对外交流活动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活动，结交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科学界的许多朋友，扩大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影响，为以後的交流打下了基础。回国後他在当时的华北大学礼堂做了题为"民主德国的科学文化概况"的归国报告，北京的科学界有300多人参加了会议。
1950年10月底，吴有训访欧归来後不久，开始担当起副院长的职责。因郭沫若院长要去国外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离国两个多月，由李四光代行院长之责。为加强领导，其他副院长每人都直接分管几个具体的研究单位，还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副院长的吴有训分管了数理化学科领域的应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有机化学所和物理化学所等九个单位，并兼管办公厅的工作。到该年底，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筹画建立东北分院
五十年代的头几年，是新中国从连年的战争创伤中恢复的时期，亦是中国科学院的草创时期，吴有训把自己的全部热忱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一方面积极为自己所分管的九个研究单位筹措经费，延聘人员，创造条件以恢复和开展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参与制定并实施了科学院的多项重大决策，其中的一项就是关於建立东北分院的决策。
科学院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其下属研究单位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南京，而当时的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却没有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为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科学院在1950年5月曾派出由竺可桢副院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赴东北考察在当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可能性，并提出过一个报告，但这项工作由於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到1951年初，这个问题又提到了科学院的议事日程上，此次由吴有训率团再赴东北。离京前，吴有训先与中央铁道部进行了接洽，达成利用其所属机构现有的设施建立冶金研究所的共识。然後赴东北考察了一个多月，从渖阳到长春、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地，与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过细致的调查，基本摸清了东北已有科学研究机构的分布、人员和现有条件及设备等实际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於1951年10月成立东北分院筹备处，提出了设立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初步方案。此後，经科学院院务会议多次讨论，由吴有训会同严济慈、恽子强、武衡、李薰、周仁、吴学周、张沛霖等科学家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与调查，将东北分院所属研究单位扩大为七个。其中的物理化学所，系由上海迁往长春，当时许多人不愿离开上海，为此，吴有训曾亲自进行说服动员工作。
东北分院於1952年8月正式成立。
科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发展後，原有的房屋也日渐不敷使用。1951年2月，为推动基建工作，成立了科学院建筑委员会，由郭沫若院长指定吴有训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陶孟和与竺可桢，委员有严济慈、梁思成、张开济等二十馀人。在吴有训的主持下，该委员会於1952年2月制定了暂行规程，将科学院的基建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并提出一系列科学院本部及各研究所的永久基地轮廓和建设设计方案的原则等。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为：科学院应选在靠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地方。从此时开始，中国科学院以中关村为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
五十年代初，吴有训曾率团代表科学院对华东区科学院各单位的工作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和整顿，这是科学院成立以来首次对所属单位进行的大规模工作检查。吴有训根据院务会的指示精神，在检查工作中贯彻了如下原则：(1)检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改进工作，检查的是工作而不是人，所以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2)检查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研究计画的执行情况，其他方面都应环绕著这个目标进行；(3)检查工作在於启发各研究单位自觉检查，因此检查组要和各所领导打成一片，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并尽可能不打乱各单位原来的工作；(4)对检查中各所发现的问题，应采取事实求是的态度，由各所讨论解决，检查不得包办代替。检查工作的实践表明，这几个原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吴有训後来在上海区检查工作总结会上说： "经过这次检查工作，院裏也获得很大收获。首先，瞭解了上海各所的具体情况。老实说，院裏过去犯了很大的官僚主义，对上海各所的情况，瞭解得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所得来的情况，也只是上海各负责同志去北京时所作的汇报和平时的工作报告，这是很不够的。"在检查中，吴有训的工作组就华东区的人员组织情况、思想情况、研究工作计画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等进行了调查瞭解，在肯定其工作成绩的同时，的确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他们发现一些身为科学家的所领导，因忙於大量事务性工作，没有时间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工作组认为这是用非所长，出力不讨好，因此建议为其增设行政副所长，使其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投入研究工作。其次，吴有训在检查中发现，许多著名科学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下，因不知道什麼算是实际，院裏也没有明确指示，所以不知如何是好，陷入彷徨苦闷之中。有的人甚至因此停止了长期的研究项目，转而去做自己并不专长的、水准亦很低的工作。如上海有机化学所所长庄长恭，放弃了擅长的甾体化合物研究，进行"只是做做实验，算不得什麼研究"的有机玻璃的研制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吴有训提出，科学院应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及产业部门密切联系，瞭解哪些问题是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与根本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亦应加强对本门学科发展趋势的研究，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院于1955年成立了学部，吴有训出任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从此明确分工领导科学院的数、理、化、天文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工作中，他特别关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例如，林兰英、王守武、陈能宽、孙湘、黄量、王天眷等科学家，在归国之初，他不但亲自接见，向他们介绍国内的情况，而且细致地为他们做工作安排，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等，使他们很快就愉快地投入了工作之中。此外，吴有训对国内培养出来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更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青出於蓝而胜於蓝，五十年代一些出色的年轻科学家，如于敏、章综、张乐潓等人，吴有训都很熟悉并时常关心他们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後，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及抗美援朝的需要，由科学院出面组织国内力量，推进抗生素的研制工作， 1952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抗生素工作会议。在会议前後，吴有训已多次会见有机化学所副所长、从事抗生素研究的有机化学家汪猷，与他商谈如何调整机构、组织力量的问题。翌年，成立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协作会，由吴有训担任主任委员，担任副主任的有汪猷先生和卫生部、轻工业部及教育部的领导等。协作会在我国的抗生素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协调组织作用。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吴有训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包括：根据国家建设的要求及抗生素生产和研究方针，领导各单位制定计划，推动检查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使科学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会上部署了青黴素、链黴素、氯黴素和金黴素等四种最重要抗生素的研制工作。两个月之後，吴有训又主持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在此後短短的几年裏，我国的抗生素研究与生产有了迅速进展，到五十年代末，几种主要抗生素药物的生产已可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求医治病的需求。
196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生命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项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成果--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初步获得成功，这一年的11月，中国科学院在上海举行了专门的成果鉴定会。会上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研究结果已经足以证明合成工作圆满完成，应尽快向全世界公布这项成果；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有关证据还不充分，尽管持後一种观点的人只占少数。作为鉴定主持人之一的吴有训副院长，既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充分尊重少数人的观点，决定：一方面在《科学通报》上发一个简要的报导，另一方面迅速进行再一次合成，取得必要、充分和经得起检验的证据。这个决定获得了全体鉴定委员的一致同意，第二次合成於次年的2月完成。四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鉴定会，一致通过全文向世界公布这项成果。公布之後，国际科学界，包括一些竞争对手也很快承认了我国的这项重大科学成就。吴有训在这次决策中，表现出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宣导学术自由的精神和发扬决策民主的作风。
参与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1956年是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参与组织全国的科学家制定国家科学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规划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科学院自已的规划始於1955年，在6月召开的学部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吴有训已就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等学科今後的发展前景进行了一番展望。对物理学，他指出：首先应当注意到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问题，由此也可推动同位素的研究以及宇宙射线等领域的研究。他还提到固体物理学的发展重点应集中在金属的力学性质、磁性材料的性能、半导体、压电晶体、电介质等各种新型材料，这些领域与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有著广泛的联系，也是国际科学界的新热点。对於数学，吴有训指出了三个应该重视的领域，即微分方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计算数学，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计算数学。1956年初，担任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的吴有训，与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同主持了发展规划中基本科学研究规划草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各学科的120余位科学家，这一工作於元月底结束，提出了300多项中心问题。二月中，由学部常委会决议，邀请了24位科学家进行汇总，最後拟定了13个重大项目和4个後备专案，其中主要有：和平利用原子能、电子电脑、半导体、计算数学与统计数学、航空力学等。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也有苏联专家的参与。苏联专家对吴有训的印象很深，说他英语流利，对科学问题有著深刻的见解。
十二年规划制定後，他为实施规划做了大量工作。该规划於1962年提前完成，之後，吴有训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制定新的科技十年规划中去。
1962年初，已可预见十二年规划可以在1962年年底基本完成。聂荣臻副总理决定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新的十年科技远景规划。吴有训不顾年事已高，夙兴夜寐，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竺可桢当年9月的一则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从这次规划的讨论，大家切磋琢磨，相得益彰。吴副院长始终其事。"参加规划制定工作的科学家有900多人，除了重点安排眼前急需突破的现实课题之外，还特意安排了6个重大科学技术的後备项目，其中值得在此一书的是镭射，因为这是吴有训在60年代科学领导工作中的一个杰作。
1958年12月，美国物理学家肖洛和汤斯在《物理学评论》上首次公布了一种有关新的光学激射器的理论，立即在国际物理学界和多国政府军事部门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该理论预期的发光能量十分惊人，美国国防部甚至称其为"死光"，并投钜资进行专门研究。吴有训和王大珩、张志三等几乎同时看到了这篇论文，并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理论与技术的重大前景。为此，吴有训亲自过问物理所的镭射课题立项，当时所裏经费有一些困难，对这个专案有犹豫，他坚持一定要上。并说："不及时上马，对人民将会犯错误。即使有困难，也必须去克服。"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物理所的镭射专案研究很快取得成功。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长春光机所几乎同时研制成功了红宝石雷射器，虽比美、苏晚了将近一年，但仍属国际先进水准。此後，在吴有训的提议下，中国科学院调集力量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专门从事镭射及其应用研究。在制定十年科学规划时，镭射被列入重大科技後备专案。
吴有训在担任副院长之前，他就已担当起中国科学院对外科学使者的角色。从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前半叶，他每年或者率团出访，或者大量会见和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1959年2月14日至5月11日，吴有训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东欧七国科学院和若干高校及产业部门的研究组织。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受到各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热情接待，并分别签订了中德、中保科学院五年科学合作协定和1959年执行计画，中捷、中罗科学院三年科学合作协定和1959年执行计画，与波兰和匈牙利科学院在原有两国科学院合作协定的基础上，签订了1959年执行计画。代表团还顺访了阿尔巴尼亚。
1960年7月，吴有训作为团长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行五人应邀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三百周年庆典活动，对英国进行访问。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後，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和全面封锁的办法，而吴有训率代表团对一个西方国家的这次访问，其意义已超出了单纯的科技交流。访英期间，吴有训还广泛地会见了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和许多过去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各种情况，扩大了中国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有训当天晚上8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与喜悦之馀，心中还有一星半点的苦涩与遗憾。他的恩师康普顿教授曾是美国核武器研制计画中的高级顾问，他的众多学生参与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而他本人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却很少知情，失落之感，惟有自知！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毕竟是由自己所教出的学生们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学生的名单可以拉出一长串来：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梅镇岳、郑林生、金星南、胡宁等等，他们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学生们圆了老师的强国梦。在陪同国家领导人一起亲切接见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时，周恩来总理特地请吴有训讲话。他望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竟脱口而出地说道："同学们！" 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称呼不合时宜，赶紧改口为"同志们"，而下面的"同学们"此时已然发出了轻微的哄笑声。周总理见状立刻明白了个中奥妙，忙在一旁说："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呼'同学们'更好，这裏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吴有训个人作为著名科学家，因受到中央的保护，未受到冲击。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倍受摧残，吴有训忧愤不已。为维护科学真理，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对一些极"左"的错误言行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的科学院"革委会"曾应陈伯达等人的要求，组织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所谓唯心主义倾向的批判，并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企图发动一个新的反科学的批判运动。吴有训在会上公开否定了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严正指出：如果文章发表出去，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在他和其他科学家的共同抵制下，这个批判运动没能搞起来，避免了一场国际笑话。
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解冻迹象，开始主要体现在了民间的一些交往上，包括著名的"乒乓外交"。另外，华裔科学家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在与他们的联系方面，吴有训又发挥了很大作用。1971年，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二十年来首次访华，就与吴有训有很大关系。当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为吴有训的学生，杨的父亲杨武之先生与吴有训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所以，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吴有训就曾通过一些个人管道与杨振宁保持著联系。
1972年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後，有大批海外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也有不少欧美科学家来华，吴有训在我国一系列最初对西方的科技交流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後陪同国家领导人会见过杨振宁、任之恭、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丁肇中等著名华裔科学家。粉碎"四人帮"後的1977年2月，李政道夫妇第三次访华，年已八旬的吴有训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们，席间发表祝酒演说。李政道事後回忆说：他当时深为吴老先生的讲话和他讲话时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所感动，从他身上已感到了科学春天的来临。晚年的吴有训似乎并未感到老之已至，仍在不知疲倦地工作。1977年7月，杨振宁访华，华国锋、邓小平接见时，吴有训抱病参加；8月，丁肇中第三次来中国，邓小平同志会见了他，吴有训仍然参加了会见；9月，陈省身归来，邓小平同志接见他时，吴有训依然出席作陪。
1977年11月29日，吴有训还在家裏会见了老朋友、地质科学院院长黄汲清，两人就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等话题谈了很久，最後还亲自将黄先生送到大门口。这是吴有训生平最後一次会见友人。第二天，他就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岁。
1977年12月7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有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乌兰夫、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科学界的同人好友数百人出席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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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训:物理学家的气派; 我亲爱的祖国(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