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城商代遗址：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有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这就是吴城商代遗址。 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泊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泊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
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 自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道路1条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场所，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 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四十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乱。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目前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商代青铜斝 商代青铜鼎 西周甬钟 乳白釉竖耳鬲式炉 商代青铜矛 伯乐相马笔筒 斗 金发钗 玉蛙 西周甬钟 莲花瓣纹执手壶 原始瓷豆 陶器器底刻划文字 石质刀范 陶人面 青铜斝 马鞍形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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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城文化与中国远古红铜文明:
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制作。
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揣想，铜的冶铸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虽然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郭老的这种揣想，便通过吴城等遗址的发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铜的主要产地，有大量的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遗迹，具有炼铜的物质条件；在商周时期还大量采用浑铸法（即将多块范、芯紧密扣合，然后一次浇铸成型）和石范铸铜这种原始而古老的工艺；在商周时期还继续着红铜器物制作。我们可以设想，我国的红铜冶金术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传入中原后，又加以改进产生了青铜冶金这一新技术，而中原的青铜冶金技术又对南方各地产生了强烈影响，共同铸造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明。